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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7月7日，来自世界科技园协会（IASP）的消息，清华科技园启迪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陈鸿波当选为世界科技园协会亚太分会主席，并成为世界科技园协会13名国际理事会成员之一，任期两年。 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陈鸿波把这个殊荣归功于清华科技园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的不断增加。“这说明，近年来在国际化战略指导下，清华科技园的国际影响力已经有了大幅度提升。”陈说，“作为中国较先进的大学科技园之一，清华科技园整合各方资源，为扶持创新创业企业成长，建设创新型国家所做出的巨大努力，不仅得到中国政府和社会日益广泛的认可，也在不断得到世界同行们的赞赏和肯定。” 在梅萌看来，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清华科技园建设和运行大学科技园区的许多理念、做法和经验，都已经接近或达到世有,7月7日，来自世界科技园协会（IASP）的消息，清华科技园启迪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陈鸿波当选为世界科技园协会亚太分会主席，并成为世界科技园协会13名国际理事会成员之一，任期两年。 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陈鸿波把这个殊荣归功于清华科技园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的不断增加。“这说明，近年来在国际化战略指导下，清华科技园的国际影响力已经有了大幅度提升。”陈说，“作为中国较先进的大学科技园之一，清华科技园整合各方资源，为扶持创新创业企业成长，建设创新型国家所做出的巨大努力，不仅得到中国政府和社会日益广泛的认可，也在不断得到世界同行们的赞赏和肯定。” 在梅萌看来，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清华科技园建设和运行大学科技园区的许多理念、做法和经验，都已经接近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今天我们的硬件已经是世界一流，我们也已经吸引了一大批世界级公司前来。”但他向记者强调，所谓真正的一流科技园，是要新出一批世界级的公司。而要实现这个目标，按照梅萌的判断，清华科技园的运行特征必须经历一次新的发展变化——“聚合”，“从做加法变成做乘法”。 “当各种资源已经丰富地聚集和聚焦到清华科技园区后，园区内的企业、研发机构、风险投资开始大量交流和碰撞，从而使得这些高新技术企业按照生长需要和市场需要，发生聚合效应，企业之间形成上下游和产业关系，出现产业集群的现象。”梅萌告诉记者，事实上硅谷的成功，其重要因素就是通过大量的交流所形成的聚合效应。 梅萌说：“从这点上讲，这是世界科技园区发展的共同规律，也应该是清华科技园目前和将来最出彩的地方。” 锻造产业集群 “朱一明来清华科技园，‘清华情结’和国内巨大的市场机会可能起了重要作用，但还有一个更关键原因，在清华科技园这个并不算大的空间内，已经具备了IC设计所需要的完整产业链，这是其他科技园区很少能够实现的优势。”薛军非常清楚芯技佳易这颗“钻石”出品的条件。 这一点也得到了朱一明自己的赞同。“清华科技园上下游产业的联合越来越广泛，对上下游企业的垂直整合很有一套，给我们上下游的支持很有力。”他向《商务周刊》指出，产业链或者说产业集群对创新型高新技术企业非常关键。“国外的IC公司特别讲究产业链的聚合，”朱说，“硅谷之所以成为硅谷，就是什么都有，我们要做测试，有；要做外包，有。科技园现在这方面做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完备，非常吸引人。” 朱一明最后这句话事实上就是一个故事。IC设计需要的大量工具软件非常昂贵，专利费少则几十万美元，大则上百万美元，不但园内企业买不起，清华科技园也买不起。为改变这一窘境，罗茁找到了位于大运村的国家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化基地——北京集成电路设计园，在那里，由政府出资，可以让国内企业通过政府补贴以较低的费用用上正版工具软件。 北京集成电路设计园首先希望清华科技园的IC设计企业迁到大运村，罗茁则建议能不能把设备拉到清华科技园。设计园说不可能，受专利影响，软件提供商协议不允许。 通过向许多来自清华大学的北京集成电路设计园顾问进行咨询，罗茁找到了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协议规定，使用专利软件的公司，其子公司和分公司可以使用，但之间的直线距离不能超过4公里——清华科技园与北京集成电路设计园的直线距离正好不到4公里。 清华科技园在学研大厦成立了北京集成电路设计园清华科技园分园，成功绕过了限制，把设备拉了过来。为此，清华科技园每年支付10万元技术咨询费。但因为运营分成机制，北京集成电路设计园扩大了市场，清华科技园也可得到补偿，而IC设计企业最为受益，实现了一个漂亮的多赢。罗茁记得很清楚，当时正在注册的芯技佳易就是先进个用户，现在已签了70万元的合同。 类似的产业整合故事不但很多，而且整合的产业链一直链接到清华大学的实验室里，包括芯技佳易与清华大学微电子研究所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同研发芯片，维信诺公司和清华大学微电子研究所合作研发价值很高的显示驱动等等。 “现在，我们公司得到了国际上很多大公司的认可和知名风险投资商的追捧。方方面面因素很多，但清华科技园起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否则我们不会回中国来做。如果是那样，我们也就是硅谷的一个小公司，没有这么多资源，也没有这么多机会，更谈不到现在的宏伟理想，可能很快就卖掉了。”朱一明感慨地告诉记者，“抱着清华大学的资源，抱着科技园的品牌，我们的成长得到了非常丰富却非常低廉的资源的滋养。” 是不是所有企业堆在一块就是产业集群？梅萌的答案是否定的。“如果产业之间不能形成良性互动关系，放在一块反而打架，反而恶性竞争。”在他看来，好的产业集群应该是产业之间以内在的纽带形成一个可持续循环的良性合作，“比如硅谷，形成产业集群的企业间聚合程度非常强，推崇互为配套，非常频繁进行相互之间的耦合、合作和并购”。 目前清华科技园已经在这方面出现了很好的态势，企业和大学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互动比较强。在IC设计、软件开发等方面，已经开始形成了较为紧密的产业集群形态。清华科技园正在运作把这种模式通过与清华医学院和清华美术学院的合作，拷贝到生物医药和创意产业方面。 梅萌坦承：“园内企业是正在聚集的过程中，企业之间的聚合效应有，但是还不够。”他指出，下一阶段清华科技园将继续加大这种聚合的推动，包括企业和政府之间，企业和园区外的企业之间的聚合。 从孵化器到VC 清华科技园的业务定位是八个字：“一主两翼，协调发展”，即以科技园的开发、建设、经营、管理和服务为主业，以商业房地产业务和科技投资业务为“两翼”。随着清华科技园“聚合”作用越来越强，科技投资的一“翼”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罗茁告诉记者，1999年清华创业园的建立和2001年孵化器公司的成立，真正给清华科技园赋予了创新的“灵魂”。然而，经历了开园时轰轰烈烈的创业园，因为网络泡沫破碎，1999－2002年，也与园内年轻的创业者一起经历了互联网的“冬天”。 在那个“寒冬”，清华科技园孵化器的工作也没有停顿。2002年12月5日，经北京创业孵育协会推荐，清华大学创业园参加了在荷兰海牙举行的“科学孵化器较佳实践奖”国际评选。原本抱着向国际同行学习态度的罗茁，没有想到清华创业园竟然从全球70多家参赛的发达国家孵化器中脱颖而出，一举获得了大会先进大奖——“2002年较佳实践奖”。 与此同时，2002年年底，在国家科技部和教育部的推动下，中关村管委会与清华科技园共建留学人员创业园。有了政府资源的支持，科技园孵化器的工作得到了稳固的发展基础，也因此获得了“园区创新服务体系中重要一环”的明确定位。 现在，罗茁告诉记者，清华科技园的孵化器工作已经开始向专业化方向发展，正在形成IC设计孵化器、软件孵化器、生物孵化器等等，为此，他们刚刚从美国招回一个生物学博士，专门负责生物孵化器工作。 罗茁一直把孵化器比喻为火箭上天的先进级助推器。他说：“一个企业成长，在各个不同阶段需要不同的孵育，我们孵化器公司的种子期投资面对的是500万资产规模以下的企业。再往上，就得交给下一级风险投资者了。” 出于对孵化工作的高度关注，特别是园内企业成长速度的加快，清华科技园非常重视以资本为纽带的风险投资体系在园区的完善。事实上，按照梅萌的说法，“在网络泡沫破灭、别人认为风险最大的时候，我们清华科技园的VC（风险投资）开始扬帆起航了”。 这就是做“二级助推器”的工作了，清华科技园创业投资公司和清华科技园技术资产经营公司分别在2000年11月和2001年3月成立。2005年，清华科技园投资中心又成立了针对中小企业投行业务的私募基金——清华科技园创业投资基金，和针对并购投资业务的私募基金——清华科技园科技投资基金。该中心总经理就是年仅32岁的雷霖。 这位自动化博士和工商管理博士后，完全是创业与资本动作实践中磨炼出来的风险投资家。雷霖的履历显示，他拥有英国注册会计师执照，学生时代办过网络游戏开发公司，当过清华大学科技创新中心主任，管理过清华大学学生创新基金，创办过一家数字电视播出设备公司并成功退出，还在香港从事过风险投资与资本运作。 2003年，当雷霖准备和夫人一起赴美留学时，罗建北和罗茁把他拉到了清华创业园孵化器。“美国不但没有去成，最近把夫人也拉了回来。”雷霖告诉《商务周刊》，尽管当时只有3500元的税前月收入，但他还是被清华科技园给他提供的事业平台深深吸引住了。雷霖的特长是资本运作，包装那些具有良好成长性的科技创业企业，辅导上市和参与并购重组。他一进清华科技园，马上就被薛军从创业园“挖”到了清华科技园技术资产经营公司，薜还回了一句令罗茁哭笑不得的话：“这人怎么这么便宜啊！” 在园子里，搞VC 这个“二级火箭助推”的雷霖如鱼得水，其特点是能从一些“烂案子”和“死案子”中发现并利用企业残存价值，玩“点石成金”。 科技园的东方睿智公司是做医院管理系统的软件开发企业，因为中国医院管理系统市场不成熟，项目实施成本很高，合同签了一大堆，企业却连年亏损。公司大股东与雷霖交谈时，希望清华科技园给予支持。 对于这个基本不具备投资价值的企业，雷霖用很短的时间帮助企业梳理打造出一个不错的软件企业壳资源，并与另一个已拿到投资的游戏软件开发团队合作，重组了东方睿智，解决了企业资金和业务方向的大问题。被盘活的企业成长和发展得很快，短短两年，已经成为国内游戏软件开发的品牌企业。 妙手回春的另一个案子是沃德时代公司。这是一家由几位留学澳大利亚的清华校友创办的研发无线通讯模块的企业，技术含量比较高，核心模块据说可与西门子的主流通信模块产品抗衡。但因为中国通信市场的高度垄断，没有渠道和关系的沃德时代根本无法进入壁垒森严的市场。雷霖与创业者沟通后，建议调整业务方向，重组公司，寻找新市场。 在雷霖的指导下，利用沃德时代在无线通讯信号控制方面的技术优势，与清华大学一位教授的航空热管进行技术“嫁接”，一个先进的低能耗“轻型暖气”项目诞生了。该项目一经发布，马上吸引了大批投资机构的关注，目前该公司已经成功与河南一家企业合作，投资500万元建成了国内先进条“轻型暖气”生产线，首批10万台产品将于今年底上市。 这两件事给雷霖很多深思。“创业企业的淘汰率很高，好企业不乏关注，但大量像东方睿智和沃德时代这样的公司最需要关心和支持。”他认为，一般的园区可能只会“锦上添花”，追求高层次服务功能的清华科技园则肯定要做“雪中送炭”的事情。此后，清华科技园加大了对一些面临发展瓶颈和困境的创新企业的扶助。“明天的‘白天鹅’很可能在今天的‘丑小鸭’中产生。”雷霖说。 品牌“繁衍” 尽管尚有诸多遗憾，“点石成金”已经成为清华科技园“聚合”效果的优势所在——这种手法不仅能运用在企业的风险投资上，还被做到园区的规划建设方面。 “玉泉慧谷，依据政府官员的说法是‘农民和大学的结合’。”玉泉慧谷公司总经理秦君告诉《商务周刊》，这个说法不好听但很准确。2002年年初，北京四季青镇镇政府，希望能够通过集体土地的开发和经营带动经济发展，同时解决四季青镇农民失地后再就业的困境，决定委托镇属企业玉泉工业公司开发建设一个新型的办公社区。 “但房子盖好后，产业发展该如何定位，园区未来走向和产业规划是什么，一个园区的支撑体系是什么？成为摆在他们面前的难题。”秦君回忆，2003年4月，四季青镇领导找到清华科技园。而这时的清华科技园，已经有8年的园区建设理念和经验，而且还有一支成熟专业的团队。 “我们对这个园区进行评估后，觉得我们可以把它做好。合作模式是四季青乡提出来的，该乡负责园区建设，我们纯粹输出品牌、团队和服务体系，委托我们全面管理。”2004年5月，四季青镇政府同清华科技园实现战略联盟，玉泉慧谷正式更名为清华科技园·玉泉慧谷，成为清华科技园分园。同时，派出包括秦君在内的10人管理团队，成立华清慧谷投资顾问公司，全面负责园区经营。 这个管理团队根据园区氛围和建筑风格特点，决定将其定位于以创意为主题的国际新媒体基地。“之所以如此定位，在于创意产业是当前国家大力倡导的热点产业、甚至是下一轮的支柱产业，而且能够成为区别主园的特色园区。”秦君告诉记者，2005年9月，海淀管委会授牌园区为“国际新媒体基地”。不到两年时间，占地181亩的玉泉慧谷入园企业包括央视奥林匹克转播中心在内的70余家，入住率超过90%。 北京市、海淀区和中关村科技管委会的领导多次视察充分肯定了这一发展形式，用海淀区领导的话来说：“和清华科技园的合作是较高与最低的结合，即较高学府、较高科技与农民结合，这种合作在全国没有。” 其实，通过合作建园、委托经营、管理输出等不同模式，清华科技园依靠自身资源和品牌，从2000年开始向全国布局，分别在广东珠海、江西南昌、江苏昆山、陕西西安和咸阳、河北廊坊、上海闸北、山东威海和辽宁沈阳等地建立了辐射园区，加上玉泉慧谷，已经拥有9家辐射分园，初步形成了遍布全国的空间网络。 清华科技园硬实力辐射的同时，软影响也在不断辐射。 2005年4月，为聚合海外资源，清华科技园成立了一家面向清华校友、倡导在高科技领域技术创新和创业的组织——清华企业家协会（TEEC），其宗旨是“受助、互助、助人”。目前100人的协会会员中，绝大多数是具有硅谷背景、尖端技术领军人物式的企业家或大公司高管，既有大唐电信总工魏少军、北极光VC合伙人邓锋和微软MSN大中华区总经理宫力这样的“前辈”，也有芯技佳易总裁朱一明、慧点科技总裁姜晓丹这样的后进新锐。 作为具体运作者，薛军希望在这个研究者和创业家聚集的组织里，营造充分自由的思想交流和碰撞，整合各自拥有的技术、市场和海内外创业资源，“用集体的力量帮助个人成功，用个人成功推动集体壮大”。比如，当朱一明的技术不被外人相信时，TEEC里的会员因为听得懂，踊跃拿出自己的钱给予投资。 为让更多的创业者成熟为真正的企业家，借助Asia- - （AAMA）——这个在硅谷具有25年历史的高科技协会，作为其中国执委的薛军和德勤华北区主官合伙人颜漏有，制定了“AAMA未来科技商业领袖——摇篮计划”。该计划每年在中国选出20位有成长潜力的企业家，给他们配以成功的企业家做导师，进行一对一辅导，解决他们人生道路和商业发展道路上的困惑，希望在未来5年时间内辅导出100位创业家。这其中的导师包括微软大中华区CEO陈永正、诺基亚中国总裁何庆源、华登国际董事总经理曾之杰、和勤软件CEO李汉生等品牌企业家。 这些细节性的事情正在不断将清华科技园的聚合效应覆盖到更深远的全球商业社会。“根据我们三步走战略，第三个6年我们的目标是建成世界一流的科技园区。”梅萌告诉记者，“现在我们新的规划已经把‘大学科技园区’中的‘大学’二字给抹了，将来这个科技园发挥的作用不限于大学范围。” 回顾13年艰辛历程，这位把自己最有创造力的青春岁月投入到中国大学科技园建设的行业领袖由衷地说：“10多年前我们做科技园的时候，硅谷是我们的榜样，斯坦福大学是我们的楷模。到今天，由于我们的成长和进步，已经不是单纯我们学斯坦福了，斯坦福也在开始关注和研究我们，到我们这里来。过去我们是仰视，现在大家相互平视了。” 在采访最后，他给了记者一份数据：“目前清华科技园大约是400多家企业，年研发经费30多亿元，而2005年中国R＆D的投入总量是2300多亿元，北京是380亿元，清华科技园占到全国的1%多和北京的近10%。截至2005年，清华科技园企业的专利数达到了874项，研发人员达到了名。” 在69万平方米的空间有如此的聚集、聚焦和聚合，已经很能回答本文开篇的设问了。梅萌和他的同伴们，毫不怀疑未来“聚变”那一刻的美丽，将越来越快地在他们的眼前绽放。